从理念戏剧遇到看互连网文学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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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形态的产生有先后、成熟早晚之分。如诗与词的产生,诗先词后;又如诗歌与戏曲,尽管产生时间相差不大,但戏曲的成熟要远远晚于诗歌。唐诗宋词元曲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调,正是这种文学形态现象的自然反映。文学形态产生先后成熟早晚的客观呈现,导致文学形态的格局处于一种变动的状态。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文学的格局再次发生变化。因此,文学的发展也存在着新的格局。那么,对网络文学的引导,我们能从戏曲批评中受到怎样的启发?

价值观的引导。晚熟的戏曲,因其体卑,起初不被官方、士大夫所看重,故而对戏曲功能的认识、引导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硕儒,皆鄙弃不复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的这段论述就点出了传统戏曲成长的生态环境。但传统戏曲在艰难行进中也不乏听到对其呵护的声音。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认为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究其原因,在于高明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价值观的引导受到朱元璋的赏识。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也反映到明初的一些法律条文上,如《御制大明律洪武三十年五月禁搬杂剧》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也有可取之处,为什么不让新的文艺形式戏曲更好地去宣扬呢?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有关风化体的戏曲,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并不乏见,如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的《伍伦全备记》以及史盘《忠孝》、姚茂良《双忠》、高濂《节孝记》等。对这类剧作,来自戏曲批评界的评价虽然毁誉参半,但留给后世的重要遗产是把合世情,关风化作为评价戏曲的一个重要标准。至于风化如何用戏曲的形式讲好,则另当别论。

传统批评资源的激活。晚熟的中国戏曲,在形态上有别于业已成熟的诗、词、文。那么,对诗、词、文的批评或规范话语,能否挪来批评戏曲?显然,中国戏曲的成长离不开其文化母体的哺育,其与诗、词、文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好兄弟。清代孔尚任曾言戏曲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因此,纵观对戏曲审视的历史,无论是思想层面,还是艺术层面,传统的批评资源就像幽灵一样萦绕在其上。前述合世情,关风化的价值引导不过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延续。又如作为文学批评术语的本色一词,起初用于批评诗文,后来用于批评词、戏曲。陈师道批评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要非本色。到明代中后期,为克服戏曲界时文风和道学风泛滥的时弊,曲论家曾围绕戏曲的本色问题展开讨论,或强调必须遵循宋元典范;或强调曲文质朴易懂;或强调戏曲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或强调戏曲作家的风格特色。显然,诗、词、戏曲的本色相异而有差别。本色因文体不同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涵。本色资源是传统的,挪来批评晚熟的戏曲,使得本色一词具有了文体上的现代意义。

批评应随文学形态的变化而拓展。不同文体,其形态是不一样的。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说的不仅是内容之新,也包括形式之新。因此,批评家不必苛责文学形态之变,而应主动适应这种变化,了解对象,并褒贬之,从而推进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前行。如文学批评中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问题,在戏曲成熟之前,不是没有。但为什么是在戏曲批评中才得以推进深入?这并非偶然,而是对批评对象特性有了深刻认知使然。众所周知,戏曲是代言体,关汉卿写窦娥是窦娥的口吻,写梼杌是梼杌的声调,而不能在写作上有角色错位的轻忽。在一些剧本中,我们不难发现出身贫寒家庭的妇女却屡屡掉书袋,而这正是写作者角色错位所导致的。代言体是戏曲文学的特性之一,批评者品评戏曲人物的语言时就离不开代言体内在的约束。人物语言个性化的深入研析,反映了文学批评不能故步自封,而应当是开放的,随文学形态的变化而做出有切中肯綮的诊断。

戏曲的成熟引发了文学格局的变动。而应对戏曲的举措,既有惨痛的教训又有成功的经验。教训是以出生先后定尊卑导致中国戏曲的发展伴随着一种观念的抗争,即开明的戏曲批评家为戏曲争与诗文同起同坐的平等权。而成功的经验是注重价值观的引导,在艺术层面上,则是传统批评资源的激活,以及在知晓批评对象的基础上作出令人信服的新批评。这些经验与教训对引导网络文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如网络文学不是法外之地,也需要弘扬真善美;又如一些网络文学的生成限制了创作者独创的自由,并受点击率高低的影响随时会调整写作姿态,从而形成产品是作者与读者合谋的结果。这种作品新的生成方式,必然导致旧有文学批评方法的窘迫。于是,相应的批评概念应随之而出现,以期形成批评与批评对象有效的对接。网络文学如何健康茁壮地成长,不是网络作家、读者你情我愿、你提供我消费的简单事儿,需要外部势力的积极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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